[德]史怀哲/著 常暄/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11月版（资料图）

　　粗略地说，有两种风格的思想史：哲学派指摘历史派饾饤琐细、不懂思想的超越与高妙，历史派则嘲笑哲学派凭空玄想、无视思想的环境与因缘。其实呢，身为作者，为着强调自己的思路而故为苛论有时也有其可以理解的苦衷，但是作为读者，只有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立场，把心思放在发现书的长处上，才能算是善读者。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史怀哲的这本《中国思想史》很难算得上是一本上乘之作。在今天的学者看来，这部写于七十年前、并未完全定稿的著作大概只能算作一些略具系统的读书笔记，其中包含着不少诸如搞错某本书著述年代之类的错误，对于中国思想的一些看法也很难得到今日研究者的认同。如果考虑到这位才华横溢的作者史怀哲（虽然他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也是伦理原则的忠实实践者、并因此而获得了195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完全不懂中文，就更令人对这本书的价值产生怀疑了。

　　但是，史怀哲从未声称自己是中国思想的研究者，他也不是抱着类似“发现事情真相”这样的历史态度来研究中国思想的。中国，对于史怀哲的伦理学大厦来说，尽管十分重要，但也只不过是一些有待打磨的建筑材料而已。因为这一点，他反而能以活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思想。

　　史怀哲文化哲学的出发点，首先在于“对世界和生命的肯定观”，他也总是用“对世界和生命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这个标准来衡量各家思想的上下高低。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来源于启蒙运动时代的进步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人类形形色色的其他表演之后，还能坚持这种乐观的态度，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主张的顽强。也就是在这种理性和世俗的层面上，史怀哲对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产生了某种同情和认同。

　　不过，史怀哲并不认为儒家是伦理学的最高形态，他对中国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倾向（他称之为“伦理与自然现象的和谐一致”）尤其不满，因为这会危害到人类的自我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用一种思想来否定另一种思想，作一种以“批判”为目的的研究，而是将中国思想看成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期待它有所发展。出于这种开放的态度，他对像严复、康有为这样的近代思想家也颇为关注，并试图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到未来的端倪。

　　自然，史怀哲对中国思想未来的期待是以他自己的伦理思想为依归的，其具体内容不无可议，但是他认为“中国思想的明天”将“必然是一个从孔子学说出发的通过实现其开始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并将其中蕴含的所有生机和活力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有所革新的思想”，则正是今天我们所应当努力的方向。他自己在《中国思想史》中表达出来的思考也正是实现思想维新努力的一部分，所以德国汉学家海因内·洛兹在为这本书写的后记中才会称史怀哲与当代新儒家是“平行的”：他们都没有将中国思想看成是已死的或者说“写定”的东西。

　　史怀哲不是一个学院学者，伦理原则对他来说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生活和实践的内容，这使得他的著作都带有强烈的淑世情怀，并因此而成为思想的文本，而非标准化之下的学术产品。以实践的态度研究中国，史怀哲往往能够比专业的汉学家看到更多。这部《中国思想史》不能提供关于中国思想的准确介绍或者系统梳理，却是一位思想者对别家思想的思考手记。也许我们不能从中探究到历史的真相，却能发现通往未来的可能。


南方都市报03-08 10:59讯

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五千年来的伟大文化